毕建国

　　常山古代经历了四次人口迁入高峰。每一次人口大迁入，都带来了人才荟萃和先进技术、文化的交流融合，并在技术、文化的交流磨合中新生先进的生产力，进而推动当地经济、文化、社会的快速发展。

　　第一次人口迁入高峰（汉越交融）

　　公元前222年，秦在姑蔑旧地设太未县，常山地区属之。西汉，由于处于交通要道上，常山地区多次出现在史籍中。东汉末年开始，在孙氏政权统治下，伴随着屯田政策的推行，大量汉民从平原地区向山地丘陵地区迁徙。建安八年（203）、建安十年（205），孙权先后两次出兵山越。战后，大批山越百姓下山，成为国家的编户齐民。汉民入山、山越出山，对于江南经济的开发起了重要作用，也大大加速了汉越融合的过程。公元218年，从东汉末年建立的新安县分出土地，设立了定阳县。这是常山历史上第一次设立县级行政机构。定阳县的设立，表明常山地区经济文化发展到了一个新的水平，也已经聚集起了相当数量的人口。

　　第二次人口迁入高峰（北人南来）

　　三国吴宝鼎元年（266），吴国分会稽郡设东阳郡，定阳县改属东阳郡。两晋南北朝时期，尤其是西晋末年以后，长期的战乱使众多北方居民先后迁居南方，常山地区也迎来了移民迁入高峰，许多世家大族在此扎根。人口的急剧增加以及北方先进的生产技术的传入，刺激了常山地区经济和文化的发展，亦为后世留下了诸多精美的遗存。比如，位于何家乡双安村的大棚山古墓群，为西晋时期墓葬群，分布面积约3600平方米。1978年，金华地区文管会组织专业考古人员清理砖墓室一座，出土的文物有青瓷耳杯3个，青瓷小勺、青瓷蛊、青瓷灶、青瓷猪舍、青酱狗圈、青瓷鐎斗各1个，少数墓砖上刻有“太康八年八月造”等铭文。发掘出土的青瓷器比较精致，部分青瓷器经鉴定属于国家二级、三级文物。

　　第三次人口迁入高峰（建炎南渡）

　　北宋末年，北方少数民族建立的金国大举入侵。据《宋史》记载，建炎末年，北方士大夫纷纷南迁，在通往南方的道路上随处可见，连绵不绝。今苏南、杭嘉湖以及绍兴、宁波一带是士大夫的避难所，“天下俊秀”纷纷迁居此地，就连南方一些偏僻山区也接纳了不少移民。常山地处吴头楚尾、钱江源头，是唐宋以来南方诸路通往京师的主要驿站，又是水陆更替的重要码头。北宋时即有“两浙首站、通衢要地”之称。到了南宋，由于建都临安（今杭州），常山从区域上又进入了国家核心层，并成为京师通往南方各地最重要的通道。在地域优势和世家大族纷纷南渡的背景下，南宋时期成了常山第三次人口大迁入时期，包括孔氏大宗在内的许多家族、名人先后前来，有不少名门望族最终定居于常山。

　　第四次人口迁入高峰（明清逃难）

　　明清时期，又是一个人口大迁入的时期。表现为：元末明初，常山人口出现了一次骤增，到明中期人口又出现了回落，清光绪《常山县志·户口》记载道：“元至大间（1308-1311），户10788，口58421；明洪武二十四年（1391），户15856，口86819；弘治十五年（1502），户13662，口70902。”就是很好的证明。

　　明末清初，江西、安徽、福建等地移民大迁入。一方面，本地居民为逃避战乱、天灾和高额丁税而纷纷逃亡，客观上为外地移民迁入提供了广阔空间。另一方面，江西、安徽、福建和部分浙东移民，尤其是江西建昌府南丰县及其周边县移民，为逃避战乱、天灾和择地谋生，纷纷涌入常山，致使常山人口总体呈现增长趋势。光绪《常山县志·寓贤》记载了78个明清时期迁居常山家庭的情况，其中，明末清初迁入的达67个，占总数的86%；南丰县及其周边县迁入的达32个，占总数的41%。目前，常山县使用南丰方言的人口，占常山人口总数近4成。